回应时代需要学者——曾思瀚（上）
美佳之窗 His Window 113（ Jan - Mar 2026 ）人物专访
采访者：小悠
初次见到曾思瀚博士，就留意到他的头——光洁而醒目，配上轮廓分明的脸庞，浅棕色的皮肤和目光锐利的眼睛，让他在人群里显得格外容易认出。与人交谈时，他常带着一点若有若无的微笑，仿佛随时准备抛出一句机智而略带锋芒的评论。
许多人的想象里，神学学者往往有某种固定的模样：西装端正、神情严肃、举止克制，仿佛总与厚重的书架和安静的书房相伴。但曾思瀚的出现让这种刻板印象微微松动。他的穿着颇具个人风格。他在讲台上有时会穿得十分庄重——浅色的西装配上出色的衬衫；有时又会选择出人意料的搭配：鲜艳而休闲，带点潮流感，让人一时难以把他与传统神学学者联系在一起。
一、一段跨越百年的家族回声
若不细问，很难想象眼前这位学者背后承载着一段跨越时代与地域的家族故事，也很难立刻将他与某段中国近代史联系在一起。当访问慢慢转向家族背景时，一条跨越百年的历史脉络才隐约浮现出来。
曾思瀚的家族血脉可以追溯到一位晚清名臣——曾国藩，中国近代史中举足轻重的人物。后世评价他时，常用一句极高的赞誉：“立功、立德、立言，三者兼备者，近代唯曾国藩一人。”
晚清动荡的年代，曾国藩既是以湘军平定太平天国，也是洋务运动初期推动近代军事与工业建设，推动近代中国自强运动的关键官员。他又以严谨的家训、日记与书信传统影响后世，对中国传统士人精神产生了深远影响，支持者称他为晚清中兴名臣。虽有人从不同历史角度来批评他，但无论立场如何，几乎无人否认他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。
但曾思瀚谈起这一段家族历史时语气平实，仿佛只是一件小事，并非是值得炫耀的标签。这段家族荣耀更像是遥远的历史回声，无须不断强调的身份标签。
这样的背景并没有把他塑造成受历史框架束缚的人。相反，他后来的人生轨迹更像是一条在传统之上不断延展的新道路。
二、信仰从未缺席
比起遥远的家族荣耀，对他影响更直接的是父亲。他的父亲曾霖芳牧师是香港老一代极具影响力的牧者。他一生服事教会，以讲道、写作与牧养见长，在华人教会圈中享有相当声望。他的著作《释经学》、《讲道学》曾是诸多神学院的必读教科书；《对心说话》、《远溪清流》等造就生命的著作当时也曾畅销多时。
当问起他的“信主见证”时，他沉默了片刻后回答：“我从小就相信主。”
“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不相信主。” 他说：“如果一定要寻找一个较为具体的阶段，大概是在八九岁左右。但那只是理解逐渐清晰的过程，并没有某种戏剧性的转变。” 他甚至坦率地指出，第二代未必需要复制第一代那种强烈的信仰经历。与许多第一代基督徒那种清晰甚至戏剧性的悔改经历不同，他从未经历过“是否相信”的挣扎。对他而言，信仰是一条始终存在的道路，是生活本身的一部分，不是后来才发现的。牧师家庭的书桌、讲章、书籍与祷告，构成了曾思瀚童年最自然的背景。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，信仰像空气一般自然存在，不是一道需要重新选择的命题。那是一种从未中断的传承。
曾思瀚今昔形象对比。
三、十岁前后的童年
曾思瀚出生于香港，却并不习惯自称 “地道香港人”。
“我十岁就去了美国。” 十岁以后，他几乎一直在美国接受教育、成长、定型。于是，香港成为记忆里温柔而模糊的背景；美国则成为现实生活的土壤。这种跨文化的成长经历，也深刻影响了他对身份与语言的理解。
尽管童年很早离开香港，他对这座城市始终怀有深厚的情感。在他看来，几乎任何地方与香港相比，大多难以企及。即使后来长期生活在美国，他也从未觉得美国有多么伟大。在他心中，当年的香港依然是一座令人骄傲的城市。他并不否认那个年代香港存在严重的问题。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前，贪污几乎渗透社会结构。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勾连早已是公开的秘密，警察执法往往绕不开地下势力。社会表面繁荣光鲜，背后却有深沉阴影。
父母决定移民美国，其实是出于一种长远而现实的判断。他们相信香港的命运有一天会改变。多年之后回头看，他认为父母在这件事上极具远见。当时许多香港人只顾着赚钱，并未真正意识到时代即将到来的转折。
受父母影响，他对局势的理解也较为清醒。因此离开香港、前往美国，在他看来是积极的选择，并不是逃避。但这种选择并没有让他盲目崇拜美国。相反，他始终以自己的出生地为荣。
曾思瀚可操一口流利的粤语，说起国语（华语）几乎听不出明显的香港口音或是洋人口音。问及原因，答案藏在母亲身上。他的母亲胡咏雪毕业于燕京大学（今日北京大学的前身之一）。在那个年代，女性能够进入燕京大学接受完整的高等教育极为难得。她受过严谨的人文训练，国语表达清晰标准。后来，她在远东广播公司工作，在那里认识了曾思瀚的父亲。
“她口齿很清楚，文字能力也很好。” 他回忆母亲时说。即便家庭日常并不用国语交流，语言的声调与节奏，却早已在童年的耳濡目染中潜移默化地进入他的记忆。久而久之，他的华语形成了一种跨地域的音色。
四、优渥环境里清醒成长
曾思瀚的家族是官宦世家，祖辈多有仕宦。他在香港的成长环境也不同于普通人：居住在较大的公寓，并有数名佣人随侍。后来在美国成长的环境也相当优渥。他回忆说：“童年时甚至不知道 ‘买房需要贷款’ 是常态。” 因为父亲直接以现金购入两栋房子——一栋居住，一栋作为写作办公室。他童年时期对外界的生活状况知之甚少，稍长才知道外部世界的残酷。
多年后回想，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家其实是当地富裕的家庭。所幸，他在富裕生活中仍保持清醒。
在身份认同上，曾思瀚形容自己 “某个程度上是道道地地的美国人”。他的成长环境几乎完全由白人社会构成。他就读的是基督教私立学校，学校里几乎没有亚洲学生。整个校园里，只有他和妹妹，以及另一对菲律宾姐弟。
如此成长环境，使他对美国白人社会的思维方式和价值逻辑有深刻理解，能够自然地融入其中。因此，他认为自己拥有一种双文化适应能力：既理解华人的文化脉络，也熟悉西方社会的运作方式。这是一种优势。
他坦承自己的思想整体上较受西方文化影响，尤其重视创意、开放与多元思考。
“我并不欣赏盲目循规蹈矩的传统主义。这并不是否定秩序，而是拒绝那种 ‘因为一向如此，所以继续如此’ 的惰性思维。传统需要得到理解，也需要在当代处境中不断检视与更新。否则，一百年前的做法不可能毫无调整地延续到一百年之后。”
结婚周年纪念
踢足球是曾思翰喜爱的运动，一周参与三次。
曾思瀚的儿子和媳妇。
五、一条并未计划的道路
曾思瀚坦言年轻时并没有清晰的人生规划。童年时期，他曾梦想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。因当年的香港职业足球联赛在亚洲属于顶尖水平，风光而荣耀。后来，他又一度向往成为职业小提琴手。然而，在音乐天赋上，他清楚自己无法与姐姐和妹妹相比。姐姐十六岁便考入茱莉亚音乐学院，拥有绝对音感，是公认的音乐天才；妹妹在钢琴上也极具才华。相比之下，他说： “我虽懂音乐，却只能说合格。”
他大学时期主修建筑，后来也实际进入建筑行业，主要负责项目协调与施工沟通。后来转向神学道路，其实源于教会服事的经历。他观察到，美国的华裔群体出现明显的牧养断层：上一代因语言限制无法牧养下一代，而年轻领袖尚未成熟。正是有这样的需要，教会长者鼓励他进入神学院装备自己。
他特别提到，这个决定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妻子俞若兰的全力支持。那时他27岁，两人刚结婚，妻子是工程师，在经济上承担了家庭主要压力。他并没有将进入神学院称为“呼召”。他认为这更像是时代有需要，而自己恰好有条件回应。
六、先做牧者，再做学者
读神学期间，他原本需要三年完成的课程，却在两年内完成，而且成绩十分突出。那所神学院是 Western Seminary（一所立场相对保守的浸信会神学院）。那时，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或许适合继续读书，走学术研究的道路。这种判断并非来自自我感觉，而是多位教授的共同建议。几乎所有教过他的老师都鼓励他继续深造。
但是当时他仍坚持一个想法：上帝的心意仍然深藏在教会的工作中，而不是只存在于学术殿堂。于是他先去牧会。这一做，就是五年。五年牧会期间，并没有停止学习，又额外完成了第二个神学硕士学位。
他最初参与的服事是在教会担任青少年辅导。那群年轻人家庭条件极为优渥，父母甚至直接买房给他们住，却几乎完全放任不管，结果不少人走向偏差。教会牧师认为他们需要有人看顾，于是把责任交给了他。当时他的华语并不流利，却仍然尝试与他们沟通，与那群年轻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。多年后回头看，那群年轻人中不少人成为牧师和长老，让他感到十分欣慰。
曾思瀚博士与夫人俞若兰
七、走向学术殿堂
牧会五年后，他逐渐意识到，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在两条道路上做到极致。学术与牧养之间，最终必须有所取舍。得到几位学术前辈的鼓励，他决定申请博士课程。最初申请的学校是加州的 GTU（Graduate Theological Union），希望在熟悉的环境中继续深造，却意外遭到拒绝。以优异的成绩遭拒，对他是个打击。于是，他索性尝试更顶尖的学府——牛津大学，也申请了当时圣经研究领域声誉极高的雪菲尔大学（University of Sheffield）。最终，他选择了后者。回想起来，他笑着说，那时其实并没有什么宏大的 “异象”，更像是在半糊涂中走进这条道路。（待续）
